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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會否引發嬰兒潮?多地公布的新生兒數量出人意料

疫情會否引發嬰兒潮?多地公布的新生兒數量出人意料
2021年01月31日 20:50 一財網

  原標題:疫情會否引發嬰兒潮?多地公布的新生兒數量出人意料

  新冠疫情的發生,會否帶來新一波嬰兒潮?

  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的不久后,由于大部分人都宅在家中,當時曾有言論認為,這一年年底可能會迎來嬰兒潮。然而,2020年已過,目前部分地區公布的數據來看,這個答案是否定的。

  盡管2020年人口普查的結果要在今年4月份才公布,不過,目前部分城市如廣州、溫州等地公布的新生兒數據,都出現了明顯下滑。

  多城出生人口下滑幅度大

  日前,溫州市健康婦幼指導中心發布了2020年出生人口大數據:溫州市出生人口近6年來再創新低。

  數據顯示, 2020年度溫州地區58家助產機構住院分娩活產數為73230,比2019年同期減少19.01%。其中產婦為溫州戶籍的活產數48357,比2019年同期減少19.47%;產婦為非溫州戶籍的活產數24873,比2019年同期減少18.1%。

  根據當地媒體報道,溫州市出生人口歷史最高峰在2012年,分娩活產數是144988。相比2012年,2020年下降了近50%。

  一線城市廣州的降幅也非常大。根據廣州日報的報道,從廣州市活產數變化數據看,近10年,廣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調整的刺激下產生過生育高峰,但迅速回落,廣州2020年回落至19.55萬,較2017年下降了近10萬,達到近10年來最低水平。

  寧波市衛健委去年9月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,2020年上半年,全市戶籍人口出生數同比下降19.24%,二孩率下降2.50%。根據半年生孕合計數占全年出生數比例,該市衛健委發布的2020年寧波戶籍人口出生預報,預測2020年全市人口出生數約為3.6萬人,與2019年相比,下降幅度較大。

  那么,這些城市為何下滑幅度較大?

  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,出生人口減少,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在于育齡女性的減少。“目前全面兩孩政策的效應已經不是減弱問題,而是相當弱了。”董玉整說,這幾年結婚人數下降較快。2020年與2019年相比,育齡婦女減少明顯,有資格、能夠當媽媽的人數減少了,因此出生人口也必然減少,這是重要的客觀因素。

  疫情期間,雖然人們宅在家的時間增多,夫妻之間交流的機會也多了,但疫情期間帶來的多種不確定性,也對生育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。

  “疫情期間,學校沒有開學,小孩天天在家,要上網課,年輕父母壓力更大。一個孩子都這樣,以后兩個孩子更忙不過來。這也讓一些人產生了對未來撫養負擔的擔憂。”董玉整說,這種負擔,一個是經濟上的,一個是精力和時間上的。

  董玉整說,疫情期間,有些人覺得疫情來了,收入下降或者工作沒有保障,收入減少了,但生活支出的東西也許增加了,感到經濟方面有了更多更大的壓力。另一方面,特殊時期對人們的生活包括生產生育會帶來一些限制。比如疫情期間有的人覺得去醫院檢查挺麻煩的,到處要測體溫,甚至要求核酸檢測。還有對整個家庭社會關系的擔憂,有的人本來就有基礎病,在疫情期間,會增加其它的關于健康的現實擔憂。這些因素都會增加關于生育的整體擔憂,影響到現實的生育行為。

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對第一財經分析,2020年生育的數量肯定下降,“因為2020年之前懷孕的是沒辦法的,但是疫情期間,大家都有很多不確定性,包括疫情到底啥時候結束,什么時候可以到醫院檢查?所以疫情對于生育不會有正向的影響,而且還有負面的影響。”

  廣州某熱門三甲醫院生殖科醫護人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,2020年4月以前,到醫院看生殖不孕不育的人比較少,當時的專家號都比較好預約,到5月以后,如果不提前幾天預約就沒有號了。

  葉青分析,從時間段上看,2021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可能會有所反彈。因為疫情剛來時,大家比較沒有信心,但是后面中國疫情迅速控制住,人們的信心也恢復了,這對生育也會帶來積極影響。

  表:21世紀以來歷年出生人口

  育兒成本壓力大,生育意愿走低

  除了疫情影響外,近年來生育率的下降,還有城市化過程中帶來的經濟負擔重、育兒壓力大、經濟激烈等因素。

  近年來,我國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趨勢十分明顯,人口大城市化也帶來生育率的下降。

  董玉整說,近年來,我國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趨勢不僅沒有減退反而更加明顯。比如,珠三角地區對內地、對廣東省內的其他地市就具有較強的人口虹吸效應,出現較強的人口聚集現象。值得注意的是,人口聚集的大城市,生育率反而相對下降更快。

  董玉整說,年輕人到了大城市工作,壓力越來越大。一方面,生存時間分隔越來越細,時間緊迫感越來越凸顯;另一方面,城市住房緊張,生存的空間越來越窄,工作競爭壓力越來越大,導致年輕人在時間分配和精力支撐上對生育孩子的意愿逐漸淡弱,動力逐漸減退,被忽略甚至恐懼感就會產生,從而在生育動機、動力上都出現了不足、不力、不積極的現象,帶來的后果必然是影響整體生育率的保持和提升。

  “放眼全球,這已經成為了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。越是現代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,生育率越是下降;越是個體自由程度較高的地區,生育孩子的意愿越是淡弱。比如,我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。”董玉整介紹,日本自2007年以來,人口數量就一直呈下降趨勢。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約為84.8萬人,與2019年相比減少約1.7萬人,降至1899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歷史最低。韓國、我國臺灣地區,2020年人口都進入了負增長時期。俄羅斯已經連續四年出生人口下降。

  廣東省人大代表、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黨委書記夏慧敏日前對媒體表示,生育意愿主要受經濟收入、婚姻狀況、職業發展、居住地、養育壓力、政策和社會支持等因素影響。目前,房價收入比偏高,育兒成本高昂,托幼、義務教育等相關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仍然缺位,照料壓力、養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質量等因素極大的約束了育齡夫婦生育意愿。

  浙江官方此前發布的一篇《浙江人口結構及其變化趨勢分析》分析指出,(目前)生育成本巨大。根據全國生育意愿調查,經濟負擔重排名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。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認為學前教育支出對他們來說負擔較重。而對于雙職工家庭而言,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務嚴重依賴家庭代際支持。

  浙江省統計局發布的《浙江省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情況調研報告》顯示,浙江育兒費用占用家庭較大開支,家庭育兒負擔較重。57.3%已托育家長認為照護費用高昂,經濟壓力較大。6.1%的家長反映平均每月用于育兒的全部費用在6000元及以上,65.1%的家長反映在2000-6000(含6000)元。而單個兒童在托育機構育兒費用也不低,60%家長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費花費1000—3000元(含3000),10.7%家長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。

  山西省統計局的一項調研顯示,在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兒的全部費用上,54.39%的受訪者表示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兒的全部費用在2000元及以下,還有28.33%和13.88%的受訪者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兒的全部費用在2000——4000元(含4000)和4000-6000元(含6000)區間,另有3.40%的受訪者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兒的全部費用在6000元及以上,這意味著,這個家庭一年花費在育兒費用的支出將達到72000元以上。

  針對生育壓力大、生育意愿走低、出生率下降的趨勢,近年來包括杭州、河南等不少地方出臺了鼓勵生育的措施。

  比如杭州市近期發布的《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健康發展的通知》營造支持家庭育兒環境,加強公共場所和單位內部母嬰設施建設,結合小區微治理,打造家門口的嬰幼兒照護服務驛站,為嬰幼兒照護創造便利條件。

 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分析,鼓勵生育要落到實處,對準痛點,真正解決人們“生不起、養不起”等問題。當前,我國不少農村的人口出生率還不錯,但是在大都市,受高房價、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響,生育率低了很多。因此,解決住房、醫療、教育、養老等民生問題,對提高生育率十分關鍵,“提高生育意愿必須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務制度安排。”

責任編輯:張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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